全球形成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共识之后，环境立法理论进入新阶段，环境立法实践也进入新阶段。我国环境法的发展，以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作为分水岭，在这之前，环保长期给经济让路，在《环境保护法》修订之后，我国迎来史上最严环保时代。

环保理念的早期萌芽

上世纪六十年代，欧美工业污染问题慢慢显现出来，《寂静的春天》于1962年出版，之后国际社会开始注重环境保护时，这本书记述了农药对生态造成的危害，使得多国兴起环境立法探讨的情况，我国政府那时留意到这些动态，进而开始关心工业化或许会带来的环境问题 。

1972年，中国代表团参与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是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次参与国际环境议题，会议资料《只有一个地球》被带回国内，促使政府启动首次全国性污染状况调查，这次会议让环境保护开始进入国家视野。

经济建设优先时期

改革开放过后，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最为首要的任务，各地极大程度大力去兴建工厂，并且开发资源，而环境保护常常总是被忽视，在此时普遍都认为，环保投入是能够增加企业成本的事情，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样的一种观念致使致使许多地方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

多年以前，也就是在2000年前后的那段时期，我国陆陆续续出现多起重大污染相关事件，其中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水，经调查发现与上游森林被砍伐存在关联，而就在2000年期间淮河流域出现水污染情况，这种水污染状况已经危及到沿岸居民的正常饮水安全，凭借多种这样的事件政府才意识到环境问题所具有的严重程度，然而即便如此环保立法依旧比经济发展急需的要求滞后 。

环保法的根本转变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环保法修订方向发生根本改变，原本计划的小幅修改转为全面修订，新环保法经过四次审议，于2014年通过，这部法律被称为“史上最严”，增设了按日计罚、行政拘留等强制措施。

新环保法明确了，环境保护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它规定了，经济社会发展应当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改变了，以往那种经济优先的立法理念 ，该法还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赋予了，社会组织起诉权，增强了，法律执行力。

大气污染防治突破

2015年进行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引入了区域联防联控机制，这是一项针对京津冀等区域灰霾问题所采取的创新措施，法律作出规定，重点区域要统一应急响应，重点区域要统一监管，打破了行政区划界限。

该法确立了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原则，针对燃煤、工业、机动车等污染源，要求同时削减二氧化硫排放，要求同时削减氮氧化物排放，要求同时削减颗粒物排放，这些规定为后续“大气十条”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规定为后续“蓝天保卫战”提供了法律依据。

水土污染治理完善

2017年进行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强化了河长制，此制度要求地方党政负责人担任河长，要对河道水质负责，这属于我国水环境管理的重要创新，解决了长期存在着的责任不清问题。

在2018年的时候，出台了《土壤污染防治法》，此法律填补了法律空白，该法律确立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制度，还要求建立污染地块名录，这部法律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共同构成了“气水土”三大战役的法律体系。

固体废物管理升级

2020年进行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强化了生产者责任，法律作出规定，电子电器、汽车等产品生产者，应建立回收体系，这一制度推动着企业，从源头减少废弃物产生。

新的法律明确了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北京、上海等46个重点城市率先实施强制分类，与此同时，法律加强了对医疗废物以及塑料污染的监管，回应了疫情防控以及新污染物治理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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