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发展过程中，对法典化的呼声很高。然而，环境法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国情决定了它必须走向非法典化的法律体系完善之路，这其中蕴含着诸多深意。

非法典化思潮缘起

法学界目前正热烈讨论法典化，同时非法典化的观点也开始流行。若要搞清楚环境法为何不采用法典化，必须先搞懂相关定义。目前，反法典化、解法典化以及非法典化这几个概念的使用相当混乱。通过分析法典化的内涵、其优点和不足，并与其他概念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非法典化的基本含义。明确这些内涵有助于解决概念使用上的混淆，为环境法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法律实践的界定差异显著，对实际操作和研究容易造成偏差。在我国当前的环境法研究和实践中，准确把握非法典化概念显得尤为关键。

非法典化内涵界定

通过对比非法典化、反法典化和解法典化，我们可以明确它们的含义。反法典化往往源自对法典化的强烈抵制，解法典化则主要关注对现有法典的分解。相对而言，非法典化更注重结合现实情况，不拘泥于传统的法典化路径。在我国环境法领域，由于其独特的特点和所处的发展阶段，非法典化模式更为适宜。对其内涵的准确界定，有助于更精确地应用这一模式。

环境法规覆盖范围广泛且更新迅速，明确其内涵有助于构建目标清晰的体系。以我国各地环境差异为鉴，不采用法典形式更能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使法律更贴近现实。这一做法是我国根据国情和当前环境问题状况作出的明智决策。

中国环境法非法典化必然性

实证、历史和比较分析表明，我国环境法朝向非法典化趋势明显。环境问题在我国错综复杂，各地经济发展和环境状况各异。回顾历史，我国法律发展有其独特轨迹，环境法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全面法典化并不切实际。与外国经验相比，他国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国情。以某些发达国家为例，它们早期的法典化成果难以直接应用于我国。因此，当前非法典化成为了一条必由之路。

经济发展带动了环境问题的变化，若照搬僵硬的法典模式，将难以应对。目前，我国急需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共生，非法典化则能更灵活地调整法规，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非法典化理论基础溯源

非法典化有其理论根基，源自反理性主义、解构主义和历史法学派的理论。反理性主义抵制僵化的结构和体系化，否认理性主义的先验性，这与环境法的灵活性相协调。解构主义和历史法学派的观点否认了法典化立法的结构体系，为非法典化提供了哲学和理论支撑。这些理论能够说明为何在环境法领域不适宜采用传统的法典化模式。

在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建设过程中，这些理论起到了指导作用。例如，反理性主义思想使得环境法律能够避免僵化，灵活应对现实变化。在理论的指导下，非成文法模式有助于更好地协调法律的稳定性和适应性。

非法典化立法模式分析

非法典化立法主要有框架式和基本法加单行法两种模式。框架式模式较为灵活，但可能不够系统；而基本法加单行法模式中，基本法确立了原则和指导，单行法则对具体问题进行细化，这种模式更符合我国环境法的特点。鉴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环境问题各异，基本法加单行法模式能够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防治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等领域，单行法能够更细致地解决实际问题。

经过实际对比研究，我们发现框架式模式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在我国的环境法律领域，我们需要将系统性与针对性相结合。采用基本法与单行法相结合的模式，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并确保法律实施的有效性。

中国环境法非法典化模式构想

依据我国环境法的研究现状和未来走向，可以对非成文法模式进行构建设计。从环境法的狭义和广义，以及融合立法的视角进行对比，融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强调环境法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我国学术界对环境法体系构建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参考。非成文法模式有助于将环境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和谐社会建设相融合。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上，非成文法模式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未来非法典化模式需持续优化。需根据实际情况对基本法和单项法规进行调整。要与环境变化相适应，确保环境法规在环保和治理中持续发挥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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