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环境侵权法律问题时，存在许多要点，这些要点关乎受害者的权益是否能够得到充分保障。这些要点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并且不断发展和完善，因此成为了众人关注的中心。

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环境侵权中的源起

环境侵权领域对无过错责任原则至关重要。在英美法系，赖兰兹与弗莱彻案首次为异常危险活动确立了严格责任制度。自70年代以来，随着公害问题的加剧和环境法律的增多，严格责任在公害侵权方面得到了广泛运用。我国法律针对特殊侵权行为确立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恰好适用于环境侵权这一特定侵权形式。这一原则的诞生是为了弥补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它在国际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也有适合国情的制度设计。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与社会发展同步，这体现了对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重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保护受害者权益大有裨益。在众多环境侵权案例中，受害者往往难以证明侵权方有错。根据这一原则，受害者无需证明侵权方有过错，就能获得赔偿，这极大地提升了受害者权益的保障。而且，这也促使环境污染者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作用

环境侵权领域对因果关系推定极为重视。历经长时间的摸索与运用，此原则已普遍成为各国环境法律的基本规范。在常规侵权案件中，我们坚持“谁提出，谁证明”的原则，然而在处理环境侵权案件时，受害者要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联却十分困难。若按照传统做法，受害者往往难以获得法律援助。以众多工业污染案件为例，污染物扩散与混合，涉及诸多复杂的化学和物理因素，受害者难以搜集到充分的证据。

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有力地保障了受害者的权利。自从各国开始采用这一原则，只要受害者能初步证明污染行为和损害结果有关联，责任就转移到污染者一方，他们需要证明两者无关联。因此，受害者证明责任的难度大大降低，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更全面的保护。

举证分配原则在我国的体现

我国在处理环境侵权案件时，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有特定规则。原告需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的责任则更为繁重。我国民事法规定，当事人需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但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由于受害者常处弱势，法律对此作出了相应调整。以某地河水污染事件为例，当地居民因污染患病，他们在收集证据上通常不及污染企业，因此法律在举证责任上更倾向于支持居民。

这种调整有助于增进公平正义。由于环境侵权案件的特殊性，企业一般不会牺牲自身利益去主动保存污染证据。这样做有助于在诉讼中更清晰地揭示真相，进而更有效地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环境侵权诉讼时效的特殊性

我国关于环境侵权诉讼的时效规定与普通规定有所区别。《环境保护法》提到，因环境污染引发的赔偿诉讼时效是三年，这从当事人知晓或应当知晓污染损害的那刻起算，而且没有设定一个固定的时效期限。《民法通则》里的绝对时效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并不适用。尽管德国和日本在依据民法典的规定上有些相似之处，但在时效的计算起点上却有所不同。比如，在处理某些化学污染造成的长期损害案件时，我国的规定给了受害者更广阔的诉讼时间选择。

此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受害者的损失。考虑到环境侵权损害往往具有隐蔽性和持续性，因此设定了三年的诉讼时效，并且没有设定固定的诉讼时效上限，这样即便受害者在较晚阶段发现了污染带来的损害，也能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起诉人资格的放宽

某些国家对环境侵权案件的原告条件有所放宽。依照美国法律，只要个人能证实其有权利用或依赖自然资源为生，即便他们并非资源的主人，亦非直接受害者，依然可以因保护公众利益而对污染排放者提起诉讼。在环境污染的复杂情形中，部分污染区域如公共海域，虽无明确的所有者，但受污染影响的人们均有权提出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

调整政策对公众参与环保活动有益。当更多的人能够对污染行为提起法律诉讼时，这无疑会增强对污染者的舆论和法律制约。总体来看，此举有利于环保事业的进步，并且为受到损害的各方提供了更多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

原告预付诉讼费用规定的修正

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对原告预交诉讼费用的规定正逐渐改变。例如，美国的《清洁空气法》以及日本的富山骨痛病案件，都对这一规定进行了修改。在这些案例中，如富山骨痛病案，受害者多为弱势群体，让他们提前支付费用显得很不合理。

修正受害者状况，有助于提升他们捍卫自身权利的信心。减少诉讼费用，让受害者不必因费用问题而放弃寻求公正，这样可以提高维权成功的可能性，保证他们的权益得到妥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