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法的建立和进步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涉及众多不同因素。这些因素与各国的发展紧密相连，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地球的整体环境以及人类的未来走向。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助力其发展的积极因素，也不乏引发的诸多争议。

国际机构在立法中的主导地位

国际机构，尤其是联合国及其分支，对于国际环境法的形成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比如，在确立立法计划时，联合国能够根据全球环境状况确定关键点，并整合各方力量以推进工作。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例，它持续呼吁全球关注环境问题，并提供众多专家协助。这些行动促使国际环境法逐步完善，得益于其协调各国利益、制定普遍认可规则体系的能力。此外，众多国际机构还搭建了多边平台，如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各国在此交流，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一些特定领域，国际组织凭借其强大影响力，能够引导环境规则制定的走向。以海洋保护为例，国际海事组织在决策上具有显著作用，它们制定的环境法规，广泛适用于全球众多航线和海域。

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非政府组织如今在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众多非政府组织在环保领域积极行动，身处一线。例如，绿色和平组织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搜集环境破坏的资料。他们深入到环境破坏严重的区域，比如巴西的雨林，投身于保护当地生态的斗争前沿。

国内众多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途径，助力本国政府在环保法律领域的改进与实施。比如，有些组织通过动员民众，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促进本国在降低能耗和保护特定濒危物种等方面的法律取得进展。

国家环境权利与义务的《里约宣言》

1992年，《里约宣言》对国家在环境领域的权利与责任做出了规定。宣言中，发展权原则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焦点。以非洲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例，他们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在遵循《里约宣言》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会依据发展权原则，努力在自身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例如，在宣言的第6条和第7条中提到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意味着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上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是因为他们积累了更多的历史碳排放。

我国在环境评估领域承担着关键责任。《里约宣言》的第17条原则强调，环境评估是国家的一项关键手段。不少欧洲国家在大型项目上，都会实施严格的环境评估程序，评估未通过的项目则不得动工建设。

可持续发展的要素

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发展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在这方面，北欧一些国家表现尤为突出。以丹麦为例，在规划城市时，特别注重鼓励骑行这一环保出行方式。新建城区时，丹麦精心设计了众多自行车道，并确保社区与商业区、自然区紧密结合。这种做法既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环境损害。

德国部分汽车制造商，他们积极投入巨额资金开展新能源汽车的研究与开发，旨在满足发展与环境融合的趋势。这一举措既看中了全球环保市场巨大的潜力，也反映了企业遵循环保法规、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

全球环境责任的特点

全球环境责任是全球性的。比如，若在公海发生重大石油泄漏，即便未直接危害到某国海岸，却对国际社会环境造成伤害。这时，任何具备救援和处理能力的国家或国际组织都应承担起责任，参与其中。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保责任方面有所不同。从资金和技术层面看，发达国家能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比如在应对全球变暖的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新能源技术的研究上拥有丰富的资源，能够提供更多的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相关技术。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则是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承担起相应的环保责任。

国际环境损害责任的发展

国际环境法在初期并未形成完善的跨境环境损害处理规范和体系。过去，曾发生过跨国河流上游地区的工业污染对下游国家的农业及饮用水源造成影响的情况。由于缺乏相应的标准和制度，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外交手段进行艰难的协商来解决。

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环境损害的责任应由多个主体共同承担，这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例如，在跨国煤矿开采过程中，若不小心导致地下水位降低和地表塌陷等环境问题，开采者、运营者以及受益者等各方需共同承担相应责任。这样的规定有助于在事故发生后明确赔偿和责任划分，有效防止各方随意破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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