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法典的制定对于环境法治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其编纂过程却充满挑战。在编纂过程中，可供参考的国内外经验寥寥无几。这种状况无疑阻碍了环境法典的进展，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争议和挑战。

国外经验的不可借鉴性

各国环境法典在形式与内容上存在显著差异，其结构和制度体系也没有统一的模式。编纂过程各不相同，很难提炼出可供参考的典范。国外环境法典多基于工业文明的修正理论，这些观点更适用于第二代人环境法领域，与我国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需求不相吻合，无法为我国环境法典的编纂提供直接有效的参考。

我国的国情与这些国家存在差异，他们在面对环境挑战和治理需求上各有特点。在这种情形下，直接借鉴外国的做法显然不太妥当。

民法典经验借鉴有限

民法典的编纂已顺利完成，然而在环境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可供参考的成功经验却相对匮乏。这主要是因为环境法典的编纂逻辑与普通法典不同，它主要依据“事理”作为核心逻辑，并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原则进行编纂。

我国在编纂民法典时，其方法和环境法典大相径庭。二者所属的法律领域也有所区别。环境法典的编纂过程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元素交织，而民法典的编纂则主要依托法学理论和司法经验。在这两点上，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

体系尚未完善

我国在立法领域的条件尚不充分，无法支撑环境法典的编纂工作。目前，我们尚未构建起完善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法典的编纂是法律规范体系在特定时期系统整理的产物，它需要有一个健全的立法体系作为基础。

我国当前的环境法律制定较为零散，众多法规间缺少紧密的内在关联，难以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环保法典体系。资源利用方面的法规与其他环保法规在协调上存在不足。

理论支撑不足

编纂法典不仅要求有实践经验，还得有理论依据。环境法典的编纂横跨公私法领域，包括实体与程序，既要遵循法理，又要照顾到实际情况。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系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学术界在诸多基础性问题上的看法差异极大。比如，对于环境法典的名称、法典化的方式、是否将自然资源立法纳入法典、法典的章节结构、法律责任的分配等问题，各方意见不一，很难构建出一个统一且完整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的实践基础

我国环境法典的编纂应具备独特之处。国家领导人的生态文明理念应作为指导思想，此理念不仅继承且超越了旧有观念。它契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且与国际环境发展潮流相吻合。

以这一理念为指引，我国环境法典的编纂将更好地适应我国环境治理的持续演变，从而在国际环境法典领域确立我国的位置。

复杂性远超民法典

环境法典的编撰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它不同于民法典，民法典主要关注民事法律关系。环境法典则覆盖更广，不仅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宏观思考，还涉及环境管理、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协调等多个复杂方面。

具体到规程层面，环境法典需协调各部门职责，对各类环境资源实施统一管理。在这方面，其复杂性远超民法典的编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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