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持续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在检察机关推进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及依照法律规定，由特定机关或组织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时，遭遇了诸多制度衔接上的挑战，这一状况亟需得到有效解决。

立法规定保障多

我国已颁布了大量法律规范，目的在于维护生态环境。例如，《民事诉讼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等，这些法律文件对两项制度的实施依据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但遗憾的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有诸多不明确之处。法律条文的界限有时不够清晰，这就导致在决定采用哪项制度时，遇到了不少难题。

焦点在于定性质

针对同一违法行为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我们必须设定恰当的机制来加以应对。核心是要精确评估案件的具体特征。若是案件牵涉到对自然环境的赔偿问题，便需依照相关赔偿规定进行处理；反之，若不涉及，则应采取民事诉讼公益诉讼的途径。以某些污染事件为例，因评估标准不够明确，不同机构可能持有不同观点；有的机构主张应将其纳入赔偿范畴，而有些机构则更倾向于通过公益诉讼途径解决。

实践冲突挺常见

在实际操作中，矛盾和纠纷不时出现。有时，检察机关觉得某些情况不符合生态损害赔偿的标准，于是便发起公益诉讼；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可能将其当作赔偿案件来处理，着手处理赔偿事宜。除此之外，还可能碰上一种“两不管”的情况，即检察机关觉得赔偿案件应当由机关组织来承担处理责任，然而机关组织却可能觉得影响并不严重，不适合开展赔偿工作。在某地发生的一次小规模土壤污染事件中，我们遭遇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审理规则有先后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指出，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与公益诉讼案件同时进行时，赔偿案件应优先处理。赔偿案件一旦审理完成，才能继续对公益诉讼中尚未涉及的部分进行审理。此举旨在确保赔偿与诉讼过程得以顺畅开展，然而，其中确实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它可能会使案件审理的时间延长，从而增加资源消耗。

赔偿成本有难题

在处理涉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案件时，尤其是那些赔偿金额较小的案件，相关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所需支付的费用往往超过了赔偿金本身。此外，许多区县级的行政机关在多数情况下缺乏追究侵权行为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以那些小型工厂引发的轻微污染事件为案例，虽然赔偿的金额并不算多，然而，在行政机关进行调查和诉讼的过程中，所耗费的资源和费用却十分巨大。

衔接建议促和谐

应对衔接难题的方法很多。一旦政府部门掌握到相关线索，对于不在赔偿范围之内的情形或无法进行赔偿的情况，可以选择将其转交给检察机关处理。检察机关会根据具体情况评估，决定是否启动公益诉讼。此外，还可以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协商过程提前开展，将检察机关的民事公益诉讼定位为最后的保障手段。在处理某些特定案件时，即便已经追究了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也不能因此就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即便如此，其赔偿责任依然需要被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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